李强:SAP 在植根中国的20多年当中,一直秉持着立足中国、影响世界的发展理念,与半数以上的中央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央企合作伙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西学东渐。在这个阶段中,中央企业围绕自身改革发展,主动思考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的最佳实践,并通过 SAP 平台进行落地。SAP 的作用主要是协助中国企业吸收借鉴西方管理思想和体系,成为管理意志、管理思想及管控流程在中央企业内落地的抓手,并借此提升企业集团管控能力及企业产业链协同能力。SAP 与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粮集团、华能集团、中铝集团、中国五矿等企业的合作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的。二是中国实践。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超越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17年前后,世界五百强企业出现了近50家中央企业。在这一阶段,SAP 与中央企业的合作,主要围绕着增加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展开,中央企业借助 SAP 平台,将自身管理实践总结、提升和固化。这个阶段中,SAP 与中国五矿集团地产板块的合作就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管理实践与 SAP 平台结合的典范。SAP 与国家能源集团的合作则是信息技术与国家能源集团纵向一体化管理思想的充分结合。三是海外拓展。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央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建立全球化的资本布局,实现跨地域的产业联动发展。央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合规本地化、文化差异化、管理精细化、运营全球化等诸多挑战。SAP 帮助走出去的央企顺利实现了多币值和复杂税制下的企业精细化管理及合规遵从。在多个央企的大规模并购案例中,并购双方甚至多方均为 SAP 的用户,管理语言上的相通极大地降低了并购难度和投后管理成本。SAP 与中央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案例很多,例如中海油集团、三峡集团、中国化工等。四是转型创新。这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面对「一带一路」、供给侧改革、新基建、能源行业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等新提法、新思路,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没有成例可循,唯有通过自身的「转型创新」来把握发展机遇。这个阶段中,中央企业与 SAP 的合作重点是利用 SAP 的智慧企业解决方案来支撑业务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实现从「系统生产数据」向「数据创造价值」的转变。我们与国家电网、中国海油、中国石化、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的合作就体现出这些重点。总体而言,SAP 与中央企业的合作历史,可以看成是一部微缩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企业管理思想发展史,通过这些合作,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央企业管理思路的变迁、升华和创新。在这些合作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央企业的活力、创新力和共和国长子的担当,包括我个人在内的 SAP 员工也为能够见证、参与、并影响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而骄傲。
李强此次疫情是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压力测试,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已经形成了数字鸿沟。目前,全球疫情持续,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新的消费习惯和商业模式加速到来,且难以逆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势必更加重视对新商业逻辑的后台支持,更加重视基于云端的一体化无缝客户体验,更加重视高韧性数字化系统的打造。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面对一场与疫情赛跑的转型持久战,有必要因势而谋,因势而进,重新思考数字技术群在 VUCA 时代的核心和枢纽作用。从 SAP 的角度来看,此次疫情可以帮助中央企业对于企业数字化工作进行重新的思考和梳理,中央企业数字化建设目标应该调整为:从适应平战结合的角度出发,打造有韧性的数字企业。韧性的企业是指企业在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抵抗、吸收、恢复和适应业务中断的能力,以使其能够实现其目标,并反弹和繁荣的能力。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够帮助企业在供应链韧性、法律遵从及合规、财务透明和健康、运营连续性等方面打造企业的韧性。确保企业经营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将会是下一个阶段企业数字化建设的重点。
李强围绕这一主题,我有两点具体的想法:首先是借力十四五,做好数字化建设顶层设计。数字技术对于企业的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将在十四五期间获得进一步彰显,数字技术将为中央企业在技术、管理、运营、商业模式的创新等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约25%,远低于欧洲的46%和美国的54%。这个数据与我们的实际感受基本是一致的,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欧美企业步伐的确是稍快一点,而十四五规划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审视、定位和推进企业数字化的最佳契机。其次是利用创新思维和全球化思维,实现央企的创新发展。SAP 与中央企业的合作创新由来已久并持续至今,例如 SAP 与中石化集团合作建立的一体化数据应用及创新平台,与中国商飞合作,为支线飞机及大飞机的研制提供保障。通过一系列合作,SAP 与中央企业的关系也从传统的软件供应商向创新合作伙伴转变,合作的重点从传统的集团管控,向多元化的战略合作转移。但在企业创新合作方面,我认为 SAP 与中央企业的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在合作的深度、广度及建立体系化的创新模式方面都有巨大潜力。